○罗章龙，号文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亲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
　　○孙对鲍的意见很尊重，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中共党员虽只占1／5的少数，但主要决策均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
　　○在徐州会议上冯玉祥拍胸担保：拖垮武汉政府，要汪公布反共态度。
　　○陈独秀无可奈何说道：“纠察队几百条枪实在不能起多大作用，为大局着想只有忍痛放弃。”
　　○从国际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拥护国民党到底，中国革命宁可无共产党，但不可无国民党。


　　1923年至1927年间，在共产国际的动议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合作。在当时，这确实是推动国民革命进程、争取革命力量发展的一个重大行动。
国共合作的原则，一经确定之后，在1923年至1927年之间从未改变。我因工作关系自国共合作动议开始后，中共中央为此召开的重要会议、做出的重大决策、发表的历次文告等等，大都躬于其事，并经中共三大中央局决定以中央局委员的身分在上海环龙路执行部以及北方执行部等工作了一段时间，回首往事无不历历如绘。爰述概要如下。

　　国共合作的缘起及经过
　　国共合作，从开始酝酿时说起，时间就比较长了。早在建党初期，苏俄和第三国际就着手联合国民党事宜。
　　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曾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的看法。1921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孙中山商谈建立新型政党、革命性新军队、国民党改组等问题。
　　1923年初，全国工人运动兴起，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与苏俄有了新的认识，下了同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据张继后来对我说，孙当时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实际上中共是中国新兴势力，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们当年开始搞革命、推翻满清时，策动群众仅百八十人，像黄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也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尤不可侮。从这一点看我们不及共产党。”又说：“苏俄国力强盛，是当今社会主义大国，愿意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并赞助我们，可与为友。”
　　1923年3月孙中山再回到广州，国共合作条件遂经双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协助下改组国民党（包括中央和地方），接受苏俄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意识形态各方面），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1923年6月12至20日，奠定国共合作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我当时以中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的身分出席。
　　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文件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从1923年至1927年都贯彻了这个决议的精神，原则基本没有变动。
　　在国共合作中，孙中山特别注重双方平等互助，首先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廷。孙对鲍的意见很尊重，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现今保留的一个文件，内容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廷的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足见其权力相当大。为了国共合作，苏联派出以鲍为首的广泛的顾问团。

　　北伐经过
　　1926年9月6日，北伐军克复汉口后，接着10月攻下武昌。不久，鲍罗廷、张特立、谭平山等先后来到武汉主持军政。同时，中共中央派陈潭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史文彬等赴鄂改组中共湖北区委，健全铁总、全总等工会机构，决定武汉工作暂由驻汉中央委员会同鲍罗廷共同商议办理。因此自1926年10月起，武汉政治党务主要由以上诸中委及湖北区委负责主持。
　　此次北伐第一路迅速成功，首先到达武汉，乃由于中共在政治方面政策正确，作战计划切合实际，将士浴血奋战等因素所造成。北伐作战计划以收复长江流域为第一阶段。布留陔尔（即加伦将军）到武汉后，曾就第一阶段作战情况向中共中委和湖北区委作了一次详细报告。报告大意说：第一次北伐作战完全依照上年广州北伐筹备会议原则实施，一切经过大致符合要求。1926年7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誓师大会，动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共6个军（第五军李福林留守广州）。兵员55000余人。兵分三路，第一路以第四军为主力，向湖南进军（唐生智为副）；第二路蒋介石自领，以第一、二、三、七军为主力向江西进军，鲍罗廷随行；第三路以第六军为主力，向福建、浙江进军。
　　第一路北伐进攻湖南，以叶挺所率独立团为主力，所向披靡。7月12日向安仁进军，在渌田击溃敌军一个团。醴陵战役，独立团俘敌300余人、枪。攻至平江时，独立团与第四军三十五团联合击败敌军，俘敌5000余人，敌旅长陆潭毙命。8月21日占领岳州，27日在汀泗桥与吴佩孚主力决战。吴佩孚亲自督阵，决心死战，当场枪杀临阵后退的某旅长，枭首军前示众，以儆效尤。但我独立团轮番冲锋，用刺刀拼搏，苦战一昼夜，在双方重大伤亡之后，将吴军主力击溃，歼敌4000，俘敌2000，缴枪4000余支，军威大振。随即于9月6日进军占领汉口。独立团与三十五团进围武昌，于10月10日晨攻克，俘敌官兵11000余人，缴步枪1万余支、机枪40余挺、大炮20门。至此，第一路北伐军首先完成任务攻下武汉，前后历时3个月。布留陔尔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数字，详细地介绍了战斗的经过，并对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和中共党员在北伐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里补充一个故事，在汀泗桥战役后，吴佩孚兵力锐减，胜利大局已定，北伐军直逼武昌城下，部队原计划休整后再作进攻。这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匆匆赶来，因为攻下武昌将标志第一阶段北伐的基本胜利，蒋怕其他将领夺了这一头功，遂以总司令的名义坐镇武汉前线，要求部队不失时机，趁敌不备发动进攻。孰知武昌与汀泗桥不同，后者是平原地区，容易四围包抄，而武昌傍山傍水有城墙，状如铁桶，且守敌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固若金汤。而我军在苦战以后，士兵疲惫，急待休整。且在尚未熟谙地形的情况下，贸然进攻，结果伤亡很大，独立团一营营长曹渊牺牲，阵亡官兵达170余人。攻城不下，蒋介石亦渐丧失信心，悄然离去，造成北伐中的一次小挫折。亦见蒋介石在用兵上之外行。后来我军改为围困武昌，先取汉口、汉阳，武昌被围经月，守军终于不支，独立团首先攻入武昌，为北伐战争立了头功。武昌攻下约1个月，蒋介石始克南昌。武汉吴佩孚军队的肃清，使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吴佩孚败逃
　　吴佩孚战败后，仓猝率卫队千余人循汉水而上，逃往鄂北，意在入川依杨森、刘存厚以图再起。吴于1928年至大竹县，曾赋值长征诗，承认失败于工农之手，并表示忏悔。6月战败再逃绥定投刘存厚。1930年5月，离绥定刘存厚赠吴2万元，被刘湘截击，中途困居檀木场，1931年逃往兰州，1932年到五原，随至包头，狼狈到达北平，依张学良为活，张月给4000元。1939年冬困死在北平，终年65岁。
　　吴仓皇离开汉口，其在法租界黎黄坡路寓所被没收，改作第八军特别党部办公处。吴寓为二层楼洋房，吴生平为官，聚其所得悉藏其中。计有商周铜器、汉玉、宋磁、善本古籍、碑帖、字画、端砚、钟表、麝香、人参、佛像等约500余目，3000多件。唐生智的副官宋英仲（湖南人）与我谈及此事，并出示一副麻将牌，系以象牙为底，钻石镶字，极为华贵。近闻吴所收藏的有史可法殉国遗书，真迹在美发现，为近代史的珍贵文物。书中首述清军兵临城下，决心以死报国，次陈对老母未报养育之恩负疚至大，末向其妻言，劝其共同赴难。该遗书为梁某所有，梁系某人之军需处长。综吴一生，行伍出身，打仗是行家，迷信枪杆子。曹锟本无知妄人，吴有拥戴癖，尊之如师父，极愚忠愚孝之能事，对百姓平民则满面杀气。曩昔制造“二七”惨案事件，不出3年，至此已身败名裂。
　　又武昌城攻下时，敌军守将陈嘉谟、刘玉春遁入城内文华大学，想藉外力保护渡江远遁。该校党员即将此事向旧省委报告，转至独立团派兵包围文华大学，并责令该校校长孟良佐（外国人）交出二人。孟唯唯奉命，陈、刘二人遂被俘。后释放令其回乡。若干年后，镇海金志成同志曾向我谈及她家乡人从普陀来，说刘玉春后在普陀山落发为僧云。
　　武昌攻克后，影响所及，东南震动，首当其冲者厥为江西战局，急转直下，迅获解决。先是蒋介石率滇军朱培德（第三军）进军江西，9月20日攻下南昌。由于孙传芳反攻，南昌复失，蒋落荒而走，部队徘徊德安一带，不敢前进。蒋介石告诉蒋先云欲重整军队后再战，乃向武汉求援。蒋先云曾任蒋介石副官长，随蒋北伐攻南昌，后离江西来武汉，向我谈及此事。武昌攻克后约1月（11月4日）始攻克九江，乃回师再战，攻下南昌，江西局势始定。
　　武汉和江西两路北伐略如上述，至于东路出征路线，最先是第一军从广东东江向福建进发，经浙江达上海。驻守福建的北军将领周荫人，实力平常，又缺乏战斗意志，因此未经重大战役，何应钦、王柏龄师于12月占领福州。之后，何等观望不前，且战且止，直至见到长江上游迭奏胜利，势如破竹，才随即于1927年2月17日攻克杭州，占领上海。3月进逼南京，孙传芳退往江北。龙潭战役后，孙遂下野。

　　收回汉口、九江租界
　　溯自1925年以来，反英运动在中国南部高涨不息，北伐出师指向长江流域时，英国政府就十分恐慌，接连向远东增援，戒备盖亟。1926年9月，英政府调地中海第三驱逐舰队来中国沿江布防，9月间英舰炮击四川万县，造成重大惨案。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英国军舰、鱼雷艇等麇集武汉江面达27艘，其他各国军舰合计35艘，以意大利凡帝开德一号为旗舰，炮衣悉行退去，昼夜生火，处于作战戒备状态。英帝国主义仇视武汉政权是十分明显的，武汉人民反英情绪亦日趋高涨。
　　1926年元旦，武汉各界热烈庆祝国民政府北迁与北伐胜利。武昌、汉口两地举行大会。人如潮涌，盛况空前。1月3日，英舰水兵突然登陆，袭击游行群众，剌死中国海员1人，伤10余人，引起群众义愤，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对峙局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消息传来，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省党部、中共湖北区委和群众团体均召集会议，派出代表前往现场注意事态发展。鲍罗廷连夜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委和湖北区委会议商讨对策，就事态发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抉择，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讨论直至深夜，大家认为英政府目前虽气势汹汹，但其在对外政策上也面临国内反对派的责难，它要顾及在华各地英侨的安全，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对立事态恣意扩大。当然关键亦在我们抗英之态度是否坚决！会议最后作出决定：
　　（1）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会示威，坚决抗议英政府的挑衅行为。
　　（2）支持国民政府对英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废除英政府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派军队进入英租界保护我国居民。
　　（3）由区委宣传部负责成立一研究国际法约的小组，收集中英关系和有关租约的历史资料。为扩大反英宣传、批驳帝国主义的种种谰言作好准备。
　　（4）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对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施加影响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4日，数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在省委和省总工会领导下，工人纠察队同志率先与到会群众冲入英租界，与英巡警发生冲突，群众怒逐英巡警，高呼反帝口号，声震于衢，英警见群众威势极大，纷纷逃匿。接着租界内商店罢市、工厂罢工、学校罢课，市民齐集街头响应，英驻汉领事希伯尔?郭飞（Herbert Goffe）见状大惧，狼狈从后门化装登上江面英国军舰，并派人向武汉政府致意，请求保护个人安全。郭对中国态度素极傲慢，现在忽表软化。
　　我与宣传部同志亦随众前往英租界，至英领事馆，已十室九空，仅留一教士家属守门，见到我们十分恐惧，我们对她宣讲政府保护守法外侨的立场。她听后连连点头，并说领事留有一信，望转交政府云云。
　　当天下午，国民政府派兵进入租界，维持秩序，卸下英米字国旗，人心大快。连日来，武汉群众纷纷结队进入英租界游行庆祝。一次，群众在路经原德国领事馆现为鲍罗廷的寓所时，鲍立在临街的宽敞阳台上，挥手向群众致意，并操英语向市民作祝贺演讲，张太雷代为作了传神的翻译。时我亦在侧，代表中共省委作了即席发言，表示庆贺，群众欢呼雀跃，经时不止，群众革命热情鼎沸数日不绝。
　　与此同时，九江英租界亦发生类似事件。在汉口群众的影响下也一举收回，英政府终于被迫承认国民政府要求交还汉口、九江英租界，当然其中还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外交谈判，颇费周折。由于群众拥护，国民政府态度坚决，英国政府试图反扑但终未得逞。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与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1927年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参加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的中委有30多人。国民党中委较著名的有谭延闿、宋庆龄、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公博、邓演达、陈友仁等。跨党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林伯渠、于树德、杨匏安、毛泽东、韩麟符等。三中全会选出中央常委9人：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平山等。谭平山为中共提名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中共党员虽只占1/5的少数，但主要决策均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鲍罗廷以高等顾问名义参加联席会议，实际上拥有否决权。国共联席会议是在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定设立的。
　　武汉政府组织在汪精卫未到武汉前，分工为：政务委员会主任邓演达、财务委员会主任陈公博、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王维炽（京汉铁路局长）、教育部长孙科、卫生部长刘瑞恒、农政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长苏兆征、司法部长徐谦。共产党在武汉政府中仅出任劳工、农政二部部长，在省政府则仅任工农厅一席。农政部原议为农民部，旨在推行土地改革政策，组织农民协会。但汪精卫、谭延闿等认为目标太显露，不如改称农政部较为含混。中共中央勉从其意，而实际上面目全非，农政部被架空，遂成为闲曹，但一切有关事务仍由各省农协自理。谭平山在部办公只是橡皮图章，签发公文而已。农政部设置有土地委员会，委员虽多左派，但无实绩，外界讥为诿员会，谓其推诿不负责任。劳工部原拟推史文彬担任（史为党龄最长的铁路工人，京汉铁路“二七”斗争的工人领袖，方从保定狱中释出不久）。因史谦辞，改推苏兆征，史任司长。1927年2月21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办公地址在汉口南洋大楼。
　　湖北省政府人员为：詹大悲任财政厅长、李汉俊任教育厅长、董必武任工农厅长、张国恩任民政厅长、危浩生任秘书长。

　　《汪陈联合宣言》
　　1927年4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次日清晨召集原在武汉中委谈话，听取汇报并略述上海局势。第3日即4月10日上午在鲍公馆正式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仲甫在会上就当前政治形势作报告。内容分为几项：（1）上海工人暴动失败后的局势。（2）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商谈经过。（3）当前关于武汉工作进展诸问题。陈强调：就当前政局观察，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颇关重要。先是1927年4月3日，汪精卫自欧洲返中国，抵上海后即往晤仲甫，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时北伐军已于3月21日占领上海，25日克南京）。汪陈二人会商结果，决定发表两党合作宣言，在上海各报公布。
　　该宣言发表于1927年4月5日，综其要旨为说明“共产党坚决承认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无产阶级独裁制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不怀疑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最后劝告两党同志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中共中央开会时，仲甫报告商谈经过时说：当时上海革命危机在酝酿中，宣言真正旨意在争取舆论向蒋介石示威，使蒋孤立。同时奠定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基础，始克完成国民革命。在中央会议上鲍罗廷说：“宣言非常正确必要，且极有力量，符合国际指示。”宣言所谈上海事虽未明指蒋介石，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眼人一见便晓。宣言对武汉政府一字未提，实则给予武汉政府很大支持。事后证明宣言使武汉国民政府延长了约百天的政治生命。
　　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及其工作
　　在4月10日中共中央会议上曾决定下列诸事：（1）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2）追认中央临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行中央处理的事务有效；（3）重新布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1、中央与省委阵容：仲甫来到武汉后，中央及地方党委组织人员得到进一步充实。当时中央、省委与各方面组织主要负责人大致如下：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依次为中央委员张国焘、谭平山、罗章龙、苏兆征、史文彬、毛泽东、陈潭秋等，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秘书等部门工作。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组织部兼宣传部长罗章龙、秘书长周唯真、工委书记林育南、农委书记陆沉、妇委杨子烈和军委顾顺章、叶挺、周恩来。省委各部工作人员有：澎湃、吴德峰、向警予、谢怀西等，汉口市委书记吴汝铭，组织许白昊、许之桢，宣传宛希俨、向警予，工委项英，农委陈荫英，妇委王亚璋等。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委员贺昌、关向应、刘昌群、李子芬、李求实等。参加国民党省政府人员为恽代英、董必武、谢晋、林祖涵、谢远定、吴玉章、高语罕、宛希俨、于树德、毛泽东、谭平山等。
　　2、省委办公处：湖北省委办公处先在武昌粮道街尚书巷刘祠，后迁胭脂山原刘玉春公馆，省委房屋虽美仑美奂，富丽堂皇，但在武昌围城时，门窗、电灯、电线破坏无存，家具搬走一空，省委干部只好在地板上开地铺，并搬用砖石、木板垒成桌椅，作为办公用。
　　某次召开全市活动分子大会，请鲍罗廷作报告，因人数众多，桌椅奇缺，到会300余人乃以稻草铺地，席地而坐听报告。鲍入室见状，颇感诧异。会毕，鲍临行告省委：缺乏家具，对工作效率有碍，应设法解决，后来才分次租到一些木器，勉强敷用。
省、市委干部人数虽相当多，约近300人，但因工作繁重，每人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夜以继日，尚虑不足。大家十分劳累，又因伙食粗粝，营养不足，特别是5、6月期间，天气炎热，常露宿室外，精神益感疲乏。某夜，汉口市委干部齐集在江边趸船上开会，会毕露宿船头过夜。其中一位同志连宵熬夜失眠，天晓前，回到寓所时将通行口令忘记，被纠察队拘留。他精神困顿，就在拘留所地板上呼呼大睡，经部队人员唤醒查明，始知是省委干部，才让省委派人接他回去。工作劳顿尚且不说，常有意外事故发生。某次省委派人到前方劳军（京口），时值5月，正是风季，轮船中途遇到大风，白浪滔天，船本来就超载，几经摇摆不幸失事。仅带队的罗章凤（武汉警卫团党代表）、李鸣柯（军校大队长）等少数人泅水脱险，其余男女同志多人遇难。
　　3、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直辖宣传机构有《民国日报》，由沈雁冰主持。《楚光日报》由宛希俨办理，宣传训练班由徐活萤（晴岚）负责。国民通讯社由邵季昂任社长。北伐宣传列车由袁达时任主任，汉口血花世界（民众乐园）由李之龙、唐性天主办。为印刷兼发行党的刊物、书籍起见，在汉口后城马路济生路口设立长江书店，由苏新甫任经理，并自设印刷厂，由毛泽民任经理。省委宣传部英文秘书原约定由范鸿劼担任，时范在北京。一月间范一度来鄂，我留范在汉工作，范云：此行告假一月，尚须返京一行，料理诸务，并在京结婚后携眷南来（其未婚妻为北京司法部员某之女）。我嘱其速去速来，范遂返北京。不料一去竟陷北狱，为张作霖所绞杀。
　　4、武汉的工人运动：省委调动党的优秀男女干部400多人，以全力开展武汉工人运动。在短期内成立产业工会、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200余个，有组织会员52万人。并在宜昌、沙市、黄岗、黄石等县组织各级工会，人数超过20万人以上。省委宣传部先后在武汉各城市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500余所，参加学习人数前后4万余人。省委设立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派许之贞任所长，省委委员董必武等曾往工运所讲课，讲授地方党史、联合战线问题等。学生千余人，均为各产业工会会员，大部为党团员及工会干部，其中女工占1/3。武装纠察队轮流参加训练，有快枪三四百支，蒋先云任总教练。培养工会干部1千余人，地址在英租界一三里，后迁黄陂会馆。
　　5、湖北农运：自1926年起，中国农民运动普遍开展，各地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春湖南农民协会有会员200万人，湖北亦近110万人。广东、江西、福建、河南各省农民组织和斗争均有发展。全国农协会员不下600余万。1927年3月14日，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以鄂东各县为中心，有农协会员280余万人，即在黄安、麻城、黄岗等处开展反抗地主恶霸运动。当地领导干部主要有邱群生、刘振一、王健、秦绍勤、郑位三、萧人鹄、蔡济璜等50余人。在黄安曾公审枪决大地主阮纯卿、李介人、张延英、吴惠存等，并解除地主团防武装，成立农民自卫队，为日后鄂豫皖农民暴动张本。
　　3月30日，各地农协代表在武汉召开全国农协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农民国际代表卜里茨（Blitz）、约克（York）；湖北省农协代表陆沉、蔡以忱、陈荫林、郭树勋、符间一、刘子谷等；湖南省农协代表滕代远；江西省农协代表张兴万、方志敏；广东省农协代表彭湃；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协代表谭寿林。当即决议筹组全国农民协会，统一组织，加强农民武装自卫，开展土地革命等议案。
　　广东省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国民党中央搬迁到武汉，设于武昌北城黉巷，仍委毛泽东为所长，有学生数百人。发旧枪25支，7月15日后农运所解散，枪亦被缴去。省委主办农政训练班有学生500人，枪200余杆，政变后随军东下。
　　6、工农武装：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即全力组织与开展工人运动和革命学生运动。1922年在工人运动高潮中，斗争渐趋激烈，在工会中工人纠察队普遍建立起来后，遂要求进一步建立武装队伍。当时条件局限于棍棒、刀斧之类，虽购有少数自卫手枪，但为数很有限（从洋行军火商处购进）。1923年“二七”罢工后，工会干部渐渐认识到工人武装的重要性，后来经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北伐等革命运动高潮，由于革命需要，各地党与群众迫不及待，渐渐发展工农武装，同时提出改造旧军队的问题。
　　在几年时间中，党在南北各省陆续组织了一些武装纠察队，其中较著名的有京汉及津浦铁路工会武装纠察队，省港罢工武装纠察队，江西安源、湖南水口山、锡矿山等地工会纠察队，两湖农民协会武装纠察队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各项枪支总数在5千支以上，而且都是汉阳造的新枪。在工人纠察队方面，党十分注意组织训练、宣传教育、干部培养与武器供给等问题，并在工作中培育了一批武装干部。
　　同时我们也进行关于改造旧军队工作，比较为人们所注意的有叶挺、贺龙的部队，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学生队以及其他军事组织机构。当时接受党领导的军队总数不下5万人。还有不少军队在政治方面接受中共的影响，虽难以估计，但也不可忽视。
　　新建置的军队、武装队伍大都是北伐前后成长起来的。其中有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原驻武汉，后移防九江。第四军的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师长贺锦斋、贺炳炎）原驻鄂东地区，后移防九江。驻武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政委罗荣桓）、张发奎部军官教导团（原武汉军分校学员改编）。在南昌方面有第九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等。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当时中央及各地主要党组织大都成立了军委的机构，罗致了一些军事专门技术人才，推动了这方面工作向前发展。最先是北方区委成立军事工作人员专门小组，其中有张隐韬（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郭增昌（山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骑兵连长）、茅延桢（安徽人，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张兆丰（河北人，西北讲武堂毕业，步兵营长）、郭寿生（闽侯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李之龙（湖北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金佛庄（浙江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上述诸人以外，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军官还有：刘伯承、段德昌、张云逸、刘志丹、李天柱、宣侠父、徐向前、周士第、粟裕、陈士榘、蒋先云、陈赓、李鸣柯、韦拔群、曾钟圣等，均属知名将领或后起之秀的革命军人。
　　7、省委军运：湖北省委干部有长短枪400余支，并经常从海轮上购买手枪子弹，以资补充。省委干部全体均参加军事训练，实弹射击，由蒋先云、陈赓等担任教练。湖北省委军委工作颇繁剧，武汉中央军校各军事机关、部队公安机关政治部各党支部武装工作党员凡1200余人，初由省委指导。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由校务委员会5人负责，名义上是汪精卫、谭延闿、侯连瀛、邓演达、恽代英。实际上驻校为邓演达、恽代英2人。各连队中1/4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主要负责人为李鸣柯、陈伯钧、许光达与张宗逊等。余1/3为左派。7月间军分校学生改编为教导团，属二方面军，在建立工人纠察队同时又在二十四师新成立教导队，有学兵1000余名（大队长孙树臣、副队长申朝宗、中队长李鸣柯，南昌暴动后改为警卫队）。
　　8、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
　　在国共合作下的武汉政府时期，政府政令所及范围很广，推行革命政策，在财经方面，我们面临着种种难题。由于北洋军阀王占元、萧耀南等盘踞武汉历10余年，对人民敲骨吸髓，极尽压榨之能事，因此民穷财尽，饿殍载道，岌岌不可终日。
　　据说王占元家财值光洋千万元。萧耀南政尚贪污，其同乡部属无不满载还乡，一方称富，甲于东南。因此武汉民生凋敝，经济财政千疮百孔，混乱失序。加以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家幸灾乐祸，从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大局糜烂，益不堪问。
　　北伐军光复武汉后，亟应更张，一新面目。这时帝国主义更是极力加紧经济封锁，中外资本纷纷抽逃，工厂关闭，造成经济危机，通货贬值更是阻力重重，无法前进。时省财政厅长詹大悲乃博访故旧，筹设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以从事财经改革事宜。该委员会聘请工会、农会主要干部和财政经济专家罗葛荪等30余人参加工作。他们厉除积弊，提倡廉洁政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清查财经部门物资，大刀阔斧实行扫除贪污，兴利除弊，奖励清廉，与民更始。又采取现金集中，增加生产，管制物资，节约开支，财政上开源节流，工会参与工厂管理，制止金融资本家反政府的行动，作了大量工作，于是人心振奋，观感为之一新。
　　一次，在武昌司门口某处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销毁商场和税务机关的各种伪造账簿、私刻印信、伪造单据等，人心为之大快，人民对革命政府威信大大提高。
　　当时在武汉政府辖境内，劳动人民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小学教员工资晋级，一般市民物质文化水平也有显著改进。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迁鄂前后4个月内，武汉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当时北京某报所记武汉通讯，谓如龙蛇起陆，虎兕出土，雷霆震惊，其声势浩大可以想见。但同时武汉国共合作政府亦正处在强大敌人威胁面前，革命蕴藏着严重的危机。
　　1、当前形势
　　中共中央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必须对内加强团结，对外动员群众，合力御侮，才能继往开来，引导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召开的。五次代表大会筹备事务主要由中央与省委秘书处联合办理，报告与决议等文件草案是在国际代表参加的各委员会进行制定的，筹备会决定了大会会场、大会主席团名单和标语等事务。在确定会议开幕事宜后，五大筹备处商议特约国民党中央谭延闿、徐谦、汪精卫等人列席大会。仲甫让我前往邀约，我心嫌其人，颇有难色，因建议由代英捎口信通知他们到会，仲甫默默不悦。代英接言道：谭延闿与徐谦均为玉马金堂学士人物，徐与兄尚有同名之雅（指徐字季龙），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说，与他们实在无话可说。最后，乃由张国焘与我同行。与汪见面时，汪满口答应，但神不专注，谭延闿则首肯，连称一定到会参加。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正式召开。出席代表80人，列席4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成员都出席了大会。自4月27日起至5月9日止，会议共历时13天。会场在武昌都府堤武昌师范附小风雨操场召开。风雨操场为一所砖木结构的平房，无天花板，设有讲演台，可容千人。主席台两侧悬有巨幅红布标语：右为“把国共合作进行到底！”，左为“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会场四壁主要标语如次：“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力镇压中国革命！打倒世界资本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耕者有其田！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
　　开幕时，由我代表会议筹备组登台宣布大会筹备会推荐的大会主席团24人名单，会场起立热烈鼓掌通过。这个名单包括的人数较多，代表性很广泛，这些人都是来自各方面斗争最前线的，这也是以前几次大会所未有的。随后由总书记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词毕由汪精卫代表国民党致祝词，接着罗易致词。其他国际代表相继讲演，国民党代表谭延闿静坐台上，双目微阖，除闻声鼓掌外，终席未发一言。大会开幕仪式完成时，有人建议此次为建党7年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大会，宜摄影以留纪念，但未同意，遂作罢。
　　2、工农运动与党组织：仲甫代表上届中央在大会作工作报告，从报告中约略可以见到建党7年来革命巨舟正向涨满潮汐的大海航行。如1921年党成立时，党员寥寥可数，仅50人左右，现已成为工农民众的中坚组织，有党员约6万人，团员5万人，合计10万多人。革命工会会员几乎包括全国各产业工人。据1927年3月统计：中国南部各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无锡、上海）、浙江（宁波、杭州）等省主要城市均先后成立了综合性工会，统计全国工会有会员290余万人。全国农民协会登记会员950万人，军队及工农武装力量近5万人。中共政治影响已遍及东南10数省几亿人口地区。
　　3、中心问题与决议：五大讨论中心问题见于下列几个重要决议，即：1）关于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问题之决议；2）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3）土地革命问题决议；4）职工运动决议。前两项决议案是总的政治路线，包括决定国共合作、土地改革方案等问题，均以第三国际决议为蓝本，而且由国际代表与仲甫亲自起草。后两个决议由中央工委、农委起草，经过大会起草委员会讨论后由大会通过。主要精神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与施行工农民主专政。
　　第五次大会宣言由国际代表执笔（英文稿），主要内容强调工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斗争同时并进。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他们不自觉地趋向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尚未进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现在的革命由于阶级分化与帝国主义干涉，必须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协作，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联合一致，农民必须与小地主建立同盟。革命政权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最后提到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革命。
大会选出4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中委31人、候补中委14人。
　　第二次北伐 国共分歧
　　北伐军克复武昌后，国民政府之一部自广州移武汉办公，政府组织初具规模。时蒋介石所率军队局促江西一隅，迭遭挫败，士气沮丧，蒋思回粤练兵，重整旗鼓，对武汉心怀嫉妒。适浙江、江苏二路北伐军进展颇速，孙传芳军心动摇，无力支持，且在武汉方面吴佩孚败绩，江西局势好转，于是蒋介石野心复作。
　　1）蒋介石兔脱之一幕：先是1927年1月武汉政府电蒋邀其来鄂。1月9日蒋自南昌轻装来武汉，本意在窥测武汉虚实，设法和缓反对空气，并希望暗中拉拢张发奎、唐生智及其他动摇军官，以为己用。蒋介石到武汉后见军民气盛，工农斗争潮涌，内部无懈可乘，意态颇为消沉。在南洋大楼招待会上，鲍罗廷用教训口吻对蒋讲话，要蒋遵守党纪，服从中央，留武汉工作。蒋自以为身为总司令，当众受鲍训斥，极感难堪。但强自抑制，勉力支吾说，本人暂留南昌，目的在督促东路军事，与敌作最后决战。会后蒋连夜悄然乘自备小艇离汉口回江西而去，鲍闻蒋不辞而离武汉讯息，知事态蹊跷，颇以为悔，并预料蒋此番回到江西后，决不会从此罢休，但亦无可如何。当时外间猜测纷纭，谣言乘机四起。有人怨鲍鲁莽，不该当面斥蒋，无异打草惊蛇。武昌某支部老教员说：军事与政治对敌，本属阴谋勾当，因此采用公开激怒蒋的作法实在有失明智。古人说：机事不密则害成。鲍对蒋急不择言，无异纵虎归山，确属误事不浅。当时省委方面更有人责鲍何不当场将蒋扣留。但是春木说，此事关系重大，鲍个人不敢擅专，一定要请示国际，国际当时政策对蒋只限于运用公开批评方式，所以亦不会同意扣留蒋的办法，否则西安事变当在10年前演出。1月9日蒋脱离武汉，事后亦有人责备仲甫应负造成日后祸患责任，其实仲甫当时尚在上海，并不知蒋到武汉情事，鲍亦来不及将此事与仲甫商量，故仲甫实无由知悉。至于鲍罗廷因事出仓猝未能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致使时机稍纵即逝，事后亦自引咎。因此鲍后对人言：“自身积错可以沉舟”，殆与此事有关。蒋不满鲍罗廷由来以久，蒋在北伐前即表示苏联接济如送牢饭（即吃不饱，饿不死的意思）。北伐出师后，苏联已断绝供应，故蒋视鲍如眼中钉，自经此次受辱，遂于回到南昌后即来电致孙科等斥鲍专横，干涉内政，主张解除鲍顾问职务。
　　2）武汉反蒋运动：时武汉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乘机主张欢迎汪精卫复职，树立自己一派势力。在中共支持下自2月中旬起，武汉开展反蒋运动，公布蒋介石反革命罪状，并提出：“提高党权，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等口号。3月9日武汉决定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并即电蒋参加，蒋如来武汉即可设法制服蒋。蒋知不利于己，拒不参加，一面派谭延闿来武汉周旋，同时积极布置军事，作与武汉决裂准备。谭到武汉时态度更变左倾，同时陈公博代表汪精卫亦来到武汉。于是在国民党左派名义下，三中全会按预定计划进行。在三中全会上，决定对蒋介石施行纪律制裁，揭举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口号，同时决定设立农政、劳工二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长并号召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运动等，由是革命联盟暂获巩固。
　　蒋介石在南昌闻三中全会对己施行制裁，大为恚怒，召集部下决定肃清江西、安徽、江浙中共势力。自3月初起，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工会领袖，破坏工、农会组织。蒋介石于3月11日在赣州主使杀害陈赞贤，3月16日在南昌、17日在九江、22日在安庆、24日在芜湖、29日在杭州等处先后袭击中共及工会组织，大逞残杀，而以上海四一二惨案为最著。当时上海资本家立即给蒋1500万元，预定事毕再给蒋3000万元。蒋如虎附翼，益逞凶残。4月12日后约1星期，罗亦农等自沪脱难来汉报告四一二惨杀情况。于是中央会议立即讨论对付蒋介石问题，当时决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惩办蒋介石。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提案，开除蒋介石党籍，国民政府下令革除蒋介石总司令职，以冯玉祥代总司令，唐生智为副司令，并下令通缉蒋介石归案究办。湖北省委根据决议，决定于4月17日在武昌阅马场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罪行，到会工农及市民共10余万人。会上群情愤激，国民党中委高某（中共党员）登台演讲，痛斥蒋介石反革命罪状，到会群众大受感动。高身材魁硕，声如洪钟，向会上群众大声斥蒋道：国民政府不是蒋某私人的马桶可以随着他屁股后面走的，只有他到武汉来服罪，听命于政府，断没有政府反去迁就他一个独夫的道理。时湖北省委即刊印《蒋介石裸体跳舞》小册子数十万份。该小册子系湖北省委宣传部秘书刘子青所写，历述自1926年3月20日事变起到最近止，蒋介石破坏革命的种种行动，分析透澈，痛快淋漓，邓演达阅后，大为动容，立予翻印10万册，遍发各军（该册底稿系政治部科长章伯钧从省委宣传部取去）。其他机关纷纷翻印，后蒋介石曾悬重赏通缉刘。但事经30年后郭某忽出头将此文著作权攘为己有，报章宣传误信为真，有人谓郭某此种行径实属冒名顶替，乃与杜少陵诗所称：公然抱茅入竹去……对面为盗窃无异。
　　蒋先云于4月从南昌来到武昌，向省委会口头报告蒋介石曾亲口对他所说过对于武汉政府的各项策划，非常详细。会后先云并写成一个书面报告长达万余字，在报告中他建议早作军事准备与蒋决裂。当时省委会上一致同意先云的报告，且有人谈到乘蒋目前羽翼未丰，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可将其制服，如此则东南半壁可以收复，武汉政府进战退守措置裕如，并用潜力深入革命，北方军阀将无可施为。
　　3）东征问题辩论：讨蒋会后湖北省委开会讨论对蒋军事判裁问题，会上一致认为一纸褫职命令，徒托空言，于事无补，建议中央应速决定出师东征，捉拿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次日中共中央会议正式讨论东征问题，出席中央会议如国焘、文虎、荷波等主张迅速动员东征，否则养痈遗患。多数人发言一致同意主张立即东征，其理由：（1）全国正处于革命高潮，蒋破坏革命甘为贼首，讨蒋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于战事有利。且蒋初到南京，人心未附，军心动摇，预计师行所至，必有望风归顺者。（2）就双方军事实力言：李宗仁第七军1.5万人，第十六军3.5万人，赖世璜第十四军约5千人，浙军第十七、第十九军约1万人，皖军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军约2万人，叶开鑫暂编第五军约数千人，柏文蔚第三十三军约4千人，广东军团约2万人，以上合计约12万人，共有机关枪150挺，炮60尊，其中观望阴持两端者大有人在。武汉政府能直接指挥军队约12万人，其质量远胜于蒋方，且有强厚的工农群众组织为其后盾，故当前真正优势应属于武汉。（3）此外尚有一重大理由即如果东征可顺便将唐（生智）、张（发奎）军队送走，使他们向东南发展，后方扼守武胜关，可以全力深入工农群众发动土地革命，扩大群众政治权力与武装力量，其利甚多。但会议上同时持反对意见者亦大有人在，反对理由是：（1）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对蒋首鼠两端，如汪、谭均不主张东征，他们说北洋军阀未全部解决，国民党内部不宜用兵贻人口实。（2）出兵东征则后方空虚，恐北方军阀南下侵入鄂境。（3）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东南沿海帝国主义势力强大，目前应避免与帝国主义接触，否则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面前，不降即溃。此乃由于当时对帝国主义内在矛盾认识不清，过分恐惧情绪作梗，也造成对东征策略的犹豫与怀疑。其实当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尚无在远东引起战争的决心，省港罢工，上海工人暴动，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收回以及后来许多事实均足以证明。（4）最后理由是冯玉祥盘踞西北，拥有强大实力，冯对武汉信誓旦旦，可以为可靠的联盟者，所以出师北伐，把冯从陕西迎接出关，足以藉冯力以制蒋，将来革命形势有变化时，西北亦不失为缓冲地带，此即所谓西北路线的形成。因此中央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停止东征，改道北伐，北伐成功实行联冯制蒋，届时冯玉祥从北方出兵南下，直指金陵，蒋可以不战而服。但后来经过事实证明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蒋介石知武汉决定不威胁南京，他一方面利用四川军阀及夏斗寅等袭击武汉，一方面暗中与冯玉祥勾结反共，自是以后东南属蒋，西北属冯，武汉偏安，势难久持，此乃由于国际对冯信任过深，为冯所卖，以致一误再误，弄得全盘皆输，诚非始料所及！
　　4）第二次北伐成功与失策：东征既已中止进行，武汉国民政府乃决定誓师北伐（所谓第二次北伐）。第二次北伐仍以第四军为主力。1927年4月20日在南湖举行誓师典礼，随即第四军、二十军乘车北开。越二日我军出武胜关，攻下信阳，5月26日师次临颍以重大牺牲击溃奉军富双英军，6月6日占领郑州及开封，打通了陇海全线，第二次北伐乃告完成。第二次北伐成功后，北洋军阀土崩瓦解。4月，阎锡山向南方投降。孙传芳军全部崩溃，孙下野后在天津居士林被刺身死。北京方面先是1926年直皖系军阀失势，段祺瑞执政府消灭，关外奉系军阀统兵进入北京，自称大元帅。1928年6月张作霖见局势不利退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宗昌亦败逃大连（后于1932年遇剌身亡）。至此北洋军阀统治告终，继起者乃蒋、冯、阎等新军阀，南方则为粤、桂、川、滇等新军阀。
　　5）郑州会议：武汉出师占领郑州及开封。此时冯玉祥军乘势东出与武汉军会师。6月10日召开郑州会议。13日会毕，汪、谭、唐等返汉，6月15日北伐军奉令复员回师武汉。此次郑州会议系由冯玉祥为主角，蒋介石幕后操纵。郑州会议参加人为：谭延闿、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于右任等。当时关防极严，会议详情外间无由知悉，以前重要军事会议鲍罗廷均被邀出席，此时鲍已去职，不得参加会议，中共方面竟无人参加。传说郑州会议冯拿出大宗现金送汪、唐等，作为取得河南地盘的报酬，同时汪等同意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与苏联断绝关系，以孤立共产党，至于分共问题自然亦在议程以内。因此有人说蒋先云牺牲大为不值，死既未归葬，不过为汪等在郑州会议上博得冯若干赃款，完成一笔反共交易，先云地下有知当不瞑目。
　　据汪左右说：冯在郑州时暗奉蒋意旨密语汪，用非常手段拘捕陈独秀及中共其他重要分子，实行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任其逃脱，将如黄蜂出窝，不堪收拾。但汪当时有顾虑，恐怕这样做激成巨变，危及自身，所以仍主张用软工夫对中共虚与逶迤。郑州会议开完，冯见汪态度犹豫，深感不满，汪恐冯下毒手，未及辞冯，急登车南开，仓皇返武汉云。汪、谭、唐左右随行到郑州开会者有谭嗣余、孙科、徐谦、邓演达等。中共方面各军政治部主任亦有随往者，但均未列席。会毕后，仲甫询以郑州会议实际情况，彼等均茫无所知。当时中共选任干部，工人运动居于第一线，重要干部多集中在这方面。至于各军政治工作人选多属一般干部，所选任的多数是既缺乏政治修养又无斗争经验，一般被称为政治荷花太少（林伯渠等例外）。各军政治工作人员原应起政治领导与监督作用，其次应起搜集情报作用。但他们对军队行动却茫无所知，对敌方政治阴谋如蒙在鼓里。反之对方却是长于纵横捭阖阴贼险狠的人物，以此抗彼，成败之数，可以逆睹。这些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在“清共”时一筹莫展。汪、唐在郑州会议前对鲍与仲甫非常恭顺，会后神情异常，但各军政治部主任向中央汇报工作仍盲目乐观。如彭泽湘、王度甚至谎报军情，仲甫见状大愤，向人说：“我们的耳目都被堵塞住了，怎么办？”但是仲甫在《向导》为文却仍说道：“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①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可见其受蒙蔽之深。中共曾派刘伯坚担任冯军政治部主任，但冯对刘严加封锁如同禁锢，因此刘对冯一切奸谋事前毫无所闻。在北伐期间冯玉祥自称有兵28万，机关枪600挺，大炮600尊，所以处举足轻重地位，为各方所重视。当时冯一方面派李鸣钟向蒋输情，同时又派刘骥到武汉向武汉政府骗去几船军用物资，从襄河用一营兵运走（据刘伯坚谈刘骥得款巨万，在武汉以重价买坤伶东伯华为妾）。刘骥亦曾秘密到南昌参加蒋介石的军事会议，凡此一切武汉政府明知故昧，鲍罗廷对冯行动亦甚隔膜，所以造成郑州会议的失败。
　　①《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198期，1927年6月15日。
　　中共对于南京方面，湘军原派有人分任第六及第二军政治工作，蒋到南京后，第六军军长程潜首先附蒋，第二军谭延闿所部鲁涤平等亦全部投蒋，二人遂被逐，只身逃武汉。由于仓皇离职，中共原在第二及第六军党的组织亦全部溃散。
　　6）徐州会议：郑州会议后冯自取得开封政治分会主席，6月19日志得意满，应蒋介石召赴徐州与蒋见面，交换谱谍，结为兄弟，参加徐州会议。出席徐州会议者有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冯玉祥。在徐州会议上冯拍胸担保：拖垮武汉政府，要汪公布反共态度。21日蒋冯联名通电，声讨武汉政府联共行为。7月8日冯玉祥实行清党，遣回武汉总政治部派去之工作人员，驱逐共产党。当时有种议论说东征原可以送走左派（指汪、唐军队），惜未实现。北伐实际是迎狼入室，反属多余之举，所谓有损无益。由郑州会议结果看来，可见北伐攻下郑州反使南北隔离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得以联合反共，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于是武汉政府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而最后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屈服。假如早及时出师东征，纵令相恃不决，亦不会促成冯蒋结合的反共局面，武汉政府仍有可能击退蒋的进攻。又在郑州会议前国际对冯玉祥曾寄予极大希望，因此鲍罗廷在讨论东征问题时曾提出西北路线，意思是说中国革命沿海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不易取胜，环顾国内，惟西北地形空阔，且靠近苏联疆界，缓急可恃，足为中国革命未来后方地带。但自郑州会议以后，西北路线却被冯玉祥堵死，由此直到冯失败时为止，中共在西北遂无立足余地。
湘鄂军阀武汉叛乱
　　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是重大的政治危机，紧接着便是蒋介石策动的夏斗寅反水与川军东下，其次是湖南唐生智部队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在这几次直接威胁武汉的军事行动后，武汉政治与经济危机更加深入了。
　　1）鄂西兵变：武汉政府出师河南时，蒋介石见武汉后方空虚，乃自4月25日起一面令安徽军队向西移动，威胁武汉；一面以重金收买鄂西驻军刘佐龙及第十五军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反水，袭击武汉。夏受命于5月17日动员西下，连占沙市、岳州，急行军直扑武昌。夏军前锋已达距武昌40里之纸坊时，叶挺奉命率第二十四师奋勇阻击，战斗激烈，将夏师击溃，俘敌千人，追至新堤始回，二十四师亦伤亡1200人，夏军残部向江西方面退却。是役武汉市内全军出堵，后方秩序由工人纠察队维持。中共湖北省委发起组织前线慰劳，士气益振。夏斗寅攻武汉到纸坊时，中央军校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赴援，在金口乘轮覆舟失事，死60多人。夏师既溃，蒋介石又收买四川杨森军东下窜扰，杨军于5月24日开拔，28日到达潜江、天门附近地区，距武汉100公里。武汉政府调回前线二十军并十一军共五师兵力迎击，杨森军败退。
　　2）长沙马日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是地主与工农斗争过程中的产物。当时湖南为新军阀唐生智所统治，农民协会蚕食一部乡村政权，二者相激相荡，到无法调和时便发生武装冲突。而酿成武装冲突的主要导火线厥为试行工农专政的各项打击地主阶级的措施。如1927年1月4日在工会、农协会与长沙工农学商会联合组织湖南省特别法庭，根据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捕杀李右文（赵恒惕的军务司长）、俞敕华、叶德辉、李石卿（铜官恶霸）等人，同时各县先后处决豪绅数十人，如宁乡刘昭、杨致泽，湘潭晏容秋等。叶德辉被杀，在当时官绅界发生重大震动。
　　先是马日事变前，湖南各地已先后发生武装冲突，如1927年5月11日陶柳军队捕去长沙工会纠察队队员30余名。15日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柱中被杀。18日常德近郊农协委员长被杀。19日益阳县工会及农协被军队占领，农民自卫军与农民纠察队被解散。同日晚长沙三十五军留守处向工人纠察队寻衅，解除纠察队武装。此外在湘南、湘西、湘东各县工农与地主武装冲突均在不断发生，1927年5月17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与第三十六军、第十五军、第八军军长在武昌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宁汉合作及分共问题。　　何键报告唐生智、汪精卫同意镇压农民运动。在武昌会议后约4日，长沙驻军许克祥的三十三团于5月21日夜发动地方政变（王东原三十五团亦驻城外），5月21日晚许团围攻工会、农会、省党部，5月22日省工会死4人，省农会死10余人，工运讲习所死伤6人，党校死2人。当晚，在略作抵抗后，工会农会纠察队武装被缴去，监囚被释放。又在马日事变中干部被逮杀者有：学生会负责人田波扬及其妻陈爱云，贾荣吉，省党部秘书贾云伯，省民会议代表李异云，贺国英等均被害。
　　马日事变系试探性进攻性质，主其事者为湖南军阀及国民党反共分子仇鳌，肖翼琨、彭国钧等（外间传蒋介石曾汇10万元与仇等送许克祥5万元，仇自得5万元）。唐生智于事后电许，嘉奖其行动。但当时武汉政府尚未决定全面反共，所以佯作不知，于5月26日派陈公博到湖南查办，并暗令许克祥率部向湖南南部广东边境移防，许遵令开出长沙。
　　湘区省委在马日事变前疏于防范，临变不组织力量施行反击，仓皇失措，纷纷离职外逃。书记当晚出走武汉，亦有人赴安源避难，省委无主，一时陷于瘫痪。事变后组织残破，谎报情报，蒙蔽群众，希图卸责，均属错误行动。

　　中共中央与湖南省委间关于应变问题的争议
　　自中共五大以后，武汉革命危机纷至沓来，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曾经多次讨论应付当前局势有关诸问题。这些问题中主要包括政治斗争总的行动策略、军事部署与组织部署（巩固和发展）等方案。省委与中央曾为此引起重大争议，兹分别简述如次：
　　1、中共湖北省委紧急倡议与武装行动方案：1927年四五月间武汉革命危机四伏，反动势力日益披猖，武汉革命感受威胁，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全党同志鉴于敌情严重，寝馈不安。起初还有人盼望上级改弦更张，以挽危局，但中央徘徊犹豫，未能当机立断，而有所作为。当时湖北省委在中央肘腋之下，实际担任武汉全局工作，地位非常重要，关系全局安危，鉴于事机日迫，不容一误再误，所以省委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向中央及时提出建议，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捍卫革命政权，并寻求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这次扩大会议是从下而上（从支部到省委）发动起来的，同时也是由省委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共同作出的决定。最先是省委负责同志分别出席所属各支部会议，了解到基层同志对于当前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纷纷表示意见，认为省委应当提出扭转目前局势的有效办法。与此同时，省委成员并分别向留驻在武汉的外省党组织负责同志及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等周咨博访，征询意见。所以这次扩大会体现广大革命群众意志，研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参加扩大会议者有本省市及各县代表、各工农兵组织党团书记，及留驻武汉的出席五大会各省代表均被邀请参加出席。所以这是一次人数众多的会议。5月中旬后在中共湖北省委胭脂山举行。
　　在扩大会议上首由文虎将召集会议意义与议程扼要作了报告，主要任务是集中时间讨论武装行动方案及与此有关的革命群众斗争等问题。并由省委就工会、农会、工农武装等问题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在长达3昼夜的开会时间中，出席会议的代表集中力量讨论省委报告。由于报告中所提示的问题论旨明确，而且又经过多日充分酝酿，所以经过一般性辩论后一致同意省委报告，认为当前革命形势有如千钧一发，十分严重，应该组织一切力量积极向敌反攻，才能冲破反革命势力的重重包围，消除革命危机，奠定大局，引导全国革命继续前进。
　　在省委扩大会上来自各方面的中共党组织的代表们，纷纷就本人工作岗位和本人观察所得谈论到省委报告与建议的重要性。大家共同认识到目前武汉是革命首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是革命的心腹之患，对反革命必须施行开刀截除的大手术。会议上还有种种具体的分析言论与意见，如云：“自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劳动人民日夜盼望武汉政府实行东征，推翻蒋介石政府。但东征胜利应以巩固武汉革命政权为前提，否则后方牵制，难以成功。因此，当前迫切任务是肃清武汉反革命的工作。”又有人说：“广东为革命老根据地，目前在桂系军阀统治下，全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农生活万分困难，亟盼武汉方面在大局安定后回师广东以解倒悬。如武汉革命政权瓦解，则南方革命将倒退十数年。”北方区委代表说：“冯玉祥新占河南，尽力扩军，横征暴敛，农民反对纷起，现今豫省遍地有红枪会存在，铁路矿山工人革命组织更可以发挥革命作用。又张兆丰同志陈师豫鄂边境，随时可以策应武汉行动。”湘省委代表说：“湖南境内唐生智军队实力空虚，湘赣边境防守单薄，我军随时可以进入湖南江浙方面局势动荡，蒋介石还未完全取得控制权，也可以乘虚而入。”九江党委负责人谈：“江西境内党与工农会组织力量势不可侮，朱培德军力有限，而且战斗力薄弱，亟盼武汉方面奠定大局，派军东下，驻留江西，整党经武，然后西可以进湖南，东可以进浙江，南可以入广东。只有在武汉革命政权巩固之后，才能采取主动推进全国革命高潮。”又安徽军阀残部陈调元地位介于鄂东赣北与武穴邻处，不能自保，我军可以偏师袭取安庆，如此屏蔽江西，进战退守，创造割据江东局面。
　　以上诸代表意见，总的精神是主张进攻，创立新局面。就目前局势说汪唐内部矛盾重重，敌方立足未稳，是可以取胜的。更就当前武汉军事力量观察，武汉全部武装共有军队12万人，其中坚决反共的有唐生智所部3万余人。中共正规军约二三万人，第四军、第二军约3万人，但论战斗力以叶挺所部第十军为最强，加上湖北工农会组织力量的强大优势，是足以抗击敌军的。观于历史上不少重大战役大部是利用敌方矛盾，以少击众获得胜利。如中国古代巨鹿之战，项羽以少击众；赤壁之战曹兵80万，吴兵4万；淝水之战符坚军60万，晋兵8万。在西方历史如普法之战，苏俄十月革命均利用地利与人和以少击众。因此，武汉方面如坚决采取主动，有把握控制全局。
　　会议取得一致意见：通过省委建议并就具体方案、执行内容作了广泛的补充。当时出席代表一致表示武汉为当前革命策源地，应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代价保卫革命首都武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挽救革命危机。扩大会议讨论结果，通过省委建议与下列紧急行动纲领：（1）以湖北武汉工农组织为中心，夺取汉阳兵工厂，储存武器及生产武器，武装工人20万、农民50万。（2）在武汉、南昌、长沙三地同时暴动，各县工会农民协会一齐动手，组织地方乡村政权。（3）各省互相采取联络，一致行动，使各省军阀自顾不暇，不能采取联合行动。（4）逐渐扩张暴动区域到长江、珠江流域及其他省份。（5）在各地暴动中推翻国民党政府，逮捕汪、唐，成立工农兵学商联合政权，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势力。（6）联合各地反军阀势力，扩大暴动区域。（7）作长期战争准备，肃清南方内部，再举北伐。
　　根据上面的纲领，经扩大会议讨论采纳方案中计有以下各条：军事方面：（1）在武装动员方面：下令叶、贺主力军队迅速集中武汉三镇从事战斗准备（约15个团）。（2）中央军校员生全部扩编为1个师，准备作战。（3）中共控制之下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准备参加作战。（4）武汉市警察武装一律改编加强作战准备。（5）武汉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武装进行扩大编制，准备参加作战。（6）责成汉阳党委迅即取出兵工厂库存枪支、弹药，武装工农及党团员，编成独立师团。（7）派专人到河南，令张兆丰师向武汉移动策应暴动。（8）电令湖南、江西省委协同一致行动。在加强革命群众组织方面：（1）组织武汉三镇工人的联合行动，以实力进行反击汪唐反动政权。（2）发动全省各县农民协会协同一致行动，扩大农民自卫武装，消灭地主武装。（3）下令各群众组织、青年学生、妇女等团体，采取有效行动。（4）通知湖南、江西省委采取联合行动，就地夺取当地省、市、县各级权利，扩大武装。省委一致通过上述方案，公推文虎、荷波、史文彬、苏兆征等出席中央会议时向中央及国际代表提出。
　　省委紧急议案送达中央后，次日中央举行会议提出讨论，在中央会议上首由文虎即席说明提案理由与内容，并重申省委会议全体成员的决心，请中央迅速作出相应的决定，成立行动机构，统筹一切，立即付诸实施。文虎强调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稍纵即逝！全党应万众一心，破釜沉舟，力战克敌！
　　在中央会议上多数中委纷纷发言附议省委方案，均认为目前舍此以外别无良策。在诸人热烈发言中，国际代表独排众议，表示异见。罗易与鲍罗廷先后发言，他们说话词句语气轻重各有不同，但总的立论却是一致，就是说：省委建议与国际历来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目前任务是加强团结左派，千万不能闹分裂。他们多次发言，均围绕团结左派问题翻来覆去，语不离宗，主张培养新左派（指邓演达等），别的都谈不到。最后仲甫发言，他认为省委行动方案危险性大，弄得不好，会招致一败涂地。引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决议案决议说：“新军阀屠杀工农（指蒋、冯），但他们仍反对北方军阀。”言外之意是：“革命危机听其发展，以图他日卷土重来。”因他坚信敌人阵营决不会稳定，中共只要保有相当政治、军事、组织力量，就可以举足轻重，选择作战机会，乘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此时会场上双方展开激烈辩论，互不相让。正在争论难解的时候，最后国际代表说，此案关系重大，今天难作决定。于是宣布会议暂停，以后当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按照中共中央会议以往惯例，国际代表实际上都拥有否决权。遇到纷争难决的时候，往往他们片言可以息争。所以在这次会上省委的建议未经表决就被搁下来了。
　　按当时就暴动时机上说，事后判断第二次北伐是最好行动时机。当时唐生智军队全部开赴郑州，张发奎部亦在河南，唐部留在湖南只4个团，武汉全为叶、贺及工农武装所控制，所以最初鄂省委提议立即行动，意思是应争取在6月初旬即郑州会议瞬息时间发动。6月初旬大致是指6月5日武汉政府宣告解除鲍罗廷、加伦顾问合同与6月10日郑州会议时间。但是在郑州会议以后，如果对策适合机宜，没有罗易泄密问题发生，在争取友军等方面仍然可以采取反击行动。但错过此时以后，再强调进攻，敌方已告稳定也就不及时了。

　　国共分离
　　1、武汉经济危机：自东征流产，北伐失败，夏斗寅反水于宜昌，许克祥作乱于长沙，军事应付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同时武汉内部经济危机亦日不暇给，迎面逼来。首先是政府方面的财政赤字，其次是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政府财政方面说：自1926年7月出师北伐，至1927年7月15日，前后1年间均处于军事动荡时期，政府开支绝大部分用之于军费。广东政府有6个军、2个独立师，4个独立旅，官兵共9万人。北伐后第一次扩军，1926年6月间李宗仁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滇黔军朱培德为第九、十军。北伐军攻下武昌实行第二次扩军，唐生智第八军扩为3个军，张发奎第四军扩为2个军，其他独立军、师部队各有扩充，共约20个军，共有官兵25万人。武汉方面有正式军队12万人，每月耗军饷数百万元，占收入90%。此项军饷大都由各地驻军就地筹集，武汉政府只靠少量税收维持政费，省政府则靠地方税维持且税源日少，税率反而日增。因军事时期生产萎缩，交通阻梗，经济调节失宜，地主资本家乘机破坏，于是生产降低，失业增加，物价增高，通货膨胀等现象相应发生，工农实际工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日下，这样形成经济危机，财政奇窘。当时武汉政府主要筹款方式是采取发行库券，向工商银行界筹募捐款，没收敌产，集中现金的办法，以济急需。经常税收以江海关厘税为主。如第一次向武汉银行借款150万元，4月14日发行国库券900万元，4月17日集中现金得400万元，又一次向宜昌商会筹借500万元。当时武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进口、出口贸易停顿，银行、企业、洋行、工厂关闭，现金逃亡，以致许多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煤油、食盐等脱销。同时北方军阀与冯玉祥截断京汉铁路，李济深封锁粤汉交通，蒋介石封锁长江下游航道，四川军阀封锁长江上游航道，造成武汉经济的瘫痪。当时武汉三镇共有失业工人及贫民25万人，依赖政府救济。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人民生活窘困，谣言横生，更酿成社会秩序不宁。这一切汪唐等左派人物为推卸责任起见，一律说成是工农政策所造成，应由中共单独负责。
　　2、工人纠察队解散：在湖北夏斗寅反水及湖南许克祥作乱两次事变后，中共中央处境益臻危殆，当时党内感到未来事变来临，将更有加无已，这是洞若观火的事。为了预防局势更加恶化起见，中共负责人考虑到各种应变方案，并且自然而然地考虑加强武装自卫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时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扩大工农纠察队伍，二是加强中共所掌握的各军队的数量与质量。话虽如此，但是就当时形势看来，仍属缓不济急，因为敌视中共的国民党军阀武装力量自北伐以后是以倍数增加，但是中共自行武装问题却不易实现。在北伐军到武汉后，武装工农问题几乎成为中央与省委经常注意的问题。当时武装工农的方式有二，一方面是成立武装纠察队直接建立清一色的工会、农会军队。其次是充实改变中共控制下的旧式军队，输入工农出身士兵，派遣党员干部加强训练。自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即开始组织纠察队1000人，湖北省委由文虎出面于2月至3月间设法向汉阳兵工厂取得枪支一批，计300支。时邓演达任兵工厂厂长，该厂每月可制造步枪250支，加班生产可达300支。当时邓思想左倾，对省委要求尽量满足。5月间省委又先后向兵工厂交涉，购买步枪1000余支（每支官价35元），同时并为湖南总工会、湖北农民协会购得枪支、子弹等装备，但未全部到手。总工会纠察队在收回英租界斗争中，在夏斗寅事变之役，在市内担任维持革命秩序，发挥作用颇大。因此，军阀唐生智等多方设法攻击纠察队，流言蜚语，杂以挑衅，视纠察队为心腹之患。1927年6月间，革命危机日益发展，鲍罗廷既去职，纠察队遂成为反动军阀攻击的目标。汪精卫、徐谦等屡次在国共联席会议上摭拾传闻，提出纠察队不法问题，仲甫虽经多次加以解释毫无效果，攻势不惟未见和缓，反而变本加厉，外间传说李品仙将冲入友益街实行武力解决。直到6月中旬，仲甫在中央及省委会议上乃正式提出纠察队存在问题。仲甫说：纠察队问题如箭在弦上，如不解决，对方势不罢休，可能成为爆发国共双方武装冲突的导火线。
　　鄂省委对于解散武装纠察队的抗议：在讨论纠察队问题时，省委及总工会一致不同意自动解散，认为这样将助长敌人气焰。文虎、周逸群在省委会上力言纠察队不能自动解散，万一国民党不能谅解，我们建议可以移防调到别处训练。这样会议上意见不能一致，讨论很久没有作出决定。随后国民党方面催促再三，仲甫再召集省委及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开会，讨论放弃纠察队武装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也即是对国民党是否决裂的问题，因此也是决定进攻与退守的问题。当时鲍已离开武汉，罗易代表国际竭力反对与国民党决裂（罗易尝云：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Leadership，不过他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Hegemony罢了）。仲甫对国际训谨服从，为顾全大局起见，就不惜步步退让以求苟全。此时他无可奈何说道：“纠察队几百条枪实在不能起多大作用，为大局着想只有忍痛放弃。”总工会上层分子刘、李等随声附和，主张息事宁人，议遂定。总工会乃于6月28日宣布解散纠察队并将所有枪支子弹一律缴还政府（事实上还留下些枪支子弹并未全缴），该项枪支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收，同时致公函于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说明原委。6月28日李品仙军队占领湖北工会，引起武汉工人极大愤怒，但欲抗不能，工人们对国际、中央俱表示不满。纠察队被迫解散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中共湖北省半年以来一方面武装工农成立新型军队，另方面改造原有部队，上述两种方式双管齐下，逐渐取得3万军队，但是就革命形势不断进展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当时所以不能大刀阔斧进行迅速建立党的正式军队，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歧视。其次，国民党右派在大量扩军，以倍数计算增加兵员，汉阳兵工厂武器生产力不大，所以供不应求，争夺甚烈，而自国外大批输入又受政治经济条件的种种限制。自5月以后，国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根据国际来信指示，只有对国民党忍辱负重，将心相从，以固团结，于是节节后退。即原有武装亦难自保，遑论扩军？自此以后敌势日张，革命政权失御，失败遂成定局。而且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以后，中共既失去数万武器，遂不得不采用牺牲数倍或十数倍生命，凭赤手空拳去从敌人手中把苏联及美国先后送给蒋介石的大量武器夺取过来的办法，来进行反击国民党，其代价可谓浩大。
　　3、国际忽传来武装2万党军指示：与纠察队自动解散差不多同时，中共忽然奉到第三国际6月间来信，指示中共武装2万共产党员，该信是罗易在中央会议正式提出讨论的，指示要点如下：（1）实行土地改革，自下而上没收与分配土地。（2）罢免动摇将领，武装2万共产党员，并从两湖选出工农分子5万人组织新军。（3）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群众的组织。该信在中央会议上传阅时，罗易随时加以说明，颇感兴奋。仲甫听后默不作声，似有难色，轻声说道：“人是现成的，随时都可编队，只是枪从何来？”说罢，把国际指示信件提交会议讨论。大家在讨论这个指示时，中委多认为争取工农武装，在5月以前早就应该提出，那时汪唐对中共尚表恭顺，但目前形势已非，汪唐态度大非昔比，此时要通过国共联席会议的和平方式来武装工农是行不通的，用和平方式改组国民党，由汪精卫来一个左的清党现在更是空想。所以国际指示无异临渴掘井，也可以说指示来得不及时，缺少现实性。至于采用非和平方式去取得武装，那就是一个组织内战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从新军阀手中夺取武器，但是国际来信显然不主张这样做，来信指示要紧紧靠拢国民党左派政府，中共不应自树旗帜，所以对信件讨论一时竟无结果。而更出人意外的是，罗易旋将国际指示信出示汪精卫，汪遂以此为藉口，大做文章，说陈独秀图谋不轨，危害党国，并以此为理由，宣布分共。罗易执行国际命令，本意向汪开诚布公，团结新左派政府，结果是与虎谋皮，打草惊蛇，汪竟以恶声相报，于是外间后来喧传罗易向汪精卫泄漏秘密。关于罗易向汪暗中输情有二说：一说罗易奉国际命令行事，非个人行动，究竟罗所奉令内容如何，他人不得而知。另一说罗易素有稚气，对汪深信不疑，接指令后，估计此事不可能秘密进行，体会国际意图不如明告汪为宜。就以上推论，罗易所为，似非暗中输情可知。

　　国共危机恶化过程与最后决裂
　　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关系以郑州会议后鲍罗廷停止出席联席会议，左派操纵会议迫使中共节节退让，国际接连不断命令中共对国民党左派容忍，并投身到国民党中去，使国民党成为劳动人民的党。但自6月中旬以后两党关系日益恶化，至7月15日乃至完全决裂。
　　1、国际11月决议：自1926年以来，国际一贯主张中国革命事业应由中国国民党担负，并根据此种观点，发出一系列的指示，如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有云：“中共应该使国民党成为真正平民的党。”因此，当时外间有人推断国际扶植国民党，逻辑上的结论必然会解散共产党。
　　2、4月国际代表宣言：1927年4月22日汉口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其口号是“打倒蒋介石主义，打倒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国民政府万岁，国民党万岁。”宣言中竟不提及共产党。1927年5月18日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强调说：“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又云：“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就其阶级成分说，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他已经走向工农专政的道路。”从国际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拥护国民党到底，中国革命宁可无共产党，但不可无国民党，第三国际领导把中国革命大业主观片面寄托在不断蜕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
　　自5月份起汪精卫开始发动攻势，如5月8日汪下令禁止工人集会与游行，14日下令禁止工人纠察队行使职权，19日令对劳资纠纷实行强迫仲裁，23日下令保护绅耆，这一系列措施，使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6月1日武汉政府下令宣布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鲍黯然受命，苏联政府默无表示，汪唐等喜形于色。6月5日，江西朱培德遣送苏联顾问出境后即仓皇离汉。6月19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冯玉祥素以“亲俄派”著名，所得苏联武器、物资独多，至是倒戈，联蒋反共，苏联仍无表示，冯、蒋声势益张。武汉方面受冯、蒋鼓舞反共益烈。汪、唐趾高气扬，目无中共，着着进攻，湖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遂于6月28日被迫解除武装。6月28日李品仙派军进占湖北总工会，限制工会活动，工会开始转入秘密活动，向忠发卷逃。8月5日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式封闭总工会及其所属各工会。汪唐为准备实行反共在政变前先作好军事布置，7月6日第四集团军唐生智就任总指挥职，张发奎就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唐、张准备以武力逐共，但张代汪发言仍强调国共合作到底。
　　3、中共中央决议11条：中共中央于1927年6月30日在国际代表监临下，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国共关系问题，感到进退维谷，并无有效方略。当时多数中委见大局岌岌可危，纷纷请求到各省去做群众工作以挽危局，最后中央扩大会议秉承国际指示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11条，其主要有6项：（1）承认国民党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党及其对革命的领导地位。（2）两党联席会议不是国共会议公开执行形式，并非联合政权。（3）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部领导监督。（4）工人纠察队可减员或编入军队，纠察队不得捕人审讯。（5）限制店员工会拘捕店东及过高经济要求。（6）禁止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但国民党左派认为中共软弱可欺，即迫使中共党员退出政府。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深信左派忠于革命，按照国际意图于1927年7月1日在《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一文中说道：“属望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团结起来，巩固正统的国民党，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次呼吁无效，直到分共前一星期，即7月8日，仲甫在《向导》第200期上仍寄希望于汪精卫“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
　　4、国际训令不得退出国民党。7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退出政府宣言，同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通过对时局宣言：主要是谴责武汉国民党领袖与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同情反革命，并列举以下事实为证：即4月间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案，阻挠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并发出许多训令限制工农运动，帮助反动派进攻农民协会，对许克祥屠杀工农采取放任态度等等。宣言严正声明：“中共将继续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为工人利益及解放农民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利益与民众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的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员假借孙中山的旗号以自文饰”（宣言刊在《向导》周报201期》。与7月13日宣言同时，中共中央提出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表明中共政治态度：（1）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收回租界，取消外商在华一切经济特权，实行关税自主等。（2）颁布工厂法，劳动保护法，统一财政，合并中、中、交三银行，收为国有。（3）巩固革命联合，召集国民会议，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4）工人施行8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扫除封建式劳资关系，保护童工、女工，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武装、纠察权等。（5）农民实行二五减租，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土地，保障佃耕权，严禁高利贷，取消团防局等。（6）对军队实行退伍军人分给土地、改良士兵生活，发清欠饷，优恤残废军人等。（7）对教育确定教育经费，增加小学教师薪金，提倡平民教育等。（8）禁止缠足，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男女在法律、政治、经济与教育上一律平等。
　　5、国共分离：上述纲领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前夕留下的重要文献。在政纲公布后两日，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不顾一切，仍悍然宣布分共，国共双方正式决裂。7月13日中共中央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苏兆征直陈政见不合辞职，谭平山称病辞职，其他诸同志均奉中共命辞职，退出国民政府。

　　武汉国际人士及其撤退
　　武汉时期是我党与国际组织接触最频繁的时期，极富有国际气氛。世界许多国家的工农代表自2月中旬先后到达武汉，在武汉参加省委所属各工会、农会工作，历时约5个月之久。这些代表分属于第三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与妇女国际等组织。第三国际代表以印（度）共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罗易（Roy）、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以美共书记柏尔德（Berand）、英共委员汤姆森（Tomson）、法共书记多里阿（Dolio）等为主要成员。农民国际代表团代表为卜里茨（Blitz）、约克（York）等。现对其中一些主要人物介绍如下：
　　罗易：罗易于1927年2月16日到武汉。罗，印度人，孟买富商子，留英伦政治经济学院，1915年被迫离开印度流亡瑞士，1924年致函英工党政府请求特赦未准，乃进入苏俄。他是印度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来中国时年40许，其妻安娜Anna年18岁，苏联人，随来武汉任秘书。罗易高自期许，遇事乐观，平日好大喜功，惟无远虑。但当时颇受重视。平山谓：“远来梵僧会念经，理有固然！”罗易与汪精卫往还稠密，汪见罗易称先生，礼貌甚恭，罗自谓能影响汪，不知汪心怀诡诈，反玩罗易于股掌之上。国际指示武装2万共产党员文电到武汉，罗不加思索认为奇策，谓立刻可以扭转当前局势，因欣然往告汪，汪遂反目，据以分共。罗大窘，知上汪当，后悔不迭。罗离开中国返莫斯科，无事可做，乃自行返印度。罗回印度两年后于1929年7月公开自组新政党。
　　柏尔德：美国人，少入加利弗尼亚州大学读书，后赴欧洲游学，参加工人运动，为美国共产党创建人，被选为美共中央书记。柏体貌清癯，朴实诚笃，到中国后对各项现实政治问题详细观察，分析至当，然后始作决定，对中国革命工作协助颇多。柏擅长说理，下笔如行云流水，实美洲工人运动中杰出人才。1928年仍留中国上海工作。柏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应循工人运动正轨，中道而行，用最少牺牲获最大成效，如果路线失误，纵暂获成就，亦难免后日灾难，柏对于国共分裂，认为非出于偶然，今后如能认清路线，国共不合作，中国革命亦能成功。1928年柏始返国。
　　汤姆森：英国利浦尔工人，系工人世家（三代人均作工）。英工会领袖，英气勃勃，年逾50，皓首东来，遇事老成持重，备受群众尊重。汤姆森阅读收回英租界的对外宣言，文中谴责英国资产阶级为国际盗匪Bandit一词，大为激赏。但对若干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常示谦抑，询之则以所知不足对。
　　多里阿：法国共产党创建人，年富力强，正直不阿，对中国革命十分热爱，热烈赞扬中国工人运动的勇敢与成就。尝出席省委会议讲解法国工人革命运动中诸问题，热情洋溢。某次出席汉阳兵工厂工厂委员会议，他介绍法国克鲁梭军火工厂工作经验。他说：革命到重要关头的时候，军火工人就能为工人暴动夺取武器。他又说：真专制要反对，假民主尤应打倒，几世纪来法国工人阶级付出重大代价，争取民主，但仍然没有肃清压迫和剥削，不劳而食的人仍是组成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反抗统治阶层的人都被强迫劳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人，都是自己贱视劳动，把劳动当作囚犯专业，命令他人劳动的家伙。多里阿被选为法国共产党书记。
　　苏联顾问：苏联驻留中国工作人员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苏联派遣的顾问团主要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及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鲍罗廷为主要负责人，军事顾问以布留陔尔为主要负责人。外交官有广州、长沙、汉口、上海等地苏俄领事馆及商务人员。此外还有远东银行、进出口商行，附义勇舰队运输用船舶等。除上述经常驻留中国人员外，尚有其他临时考察人员等。
　　苏联全部军事顾问约50余人，其分配如下：“布留陔尔（加伦）任各军总顾问，罗加觉夫任总参谋长，切列多夫任副参谋长，罗兰任参谋部顾问。葛尔培伯特任第一军首席顾问，杰卜罗斯基任第二军首席顾问，马尔赤利克任第三军顾问，帕罗任第四军顾问，雷林任第五军顾问，波列盛科任第六军顾问，兹金任第七军顾问，奥尼依奇任第八军顾问，科密任航空处长，西尔哥耶夫任航空处顾问，西曼洛夫任海军处长，哥列尼任海军顾问，拉德哥维奇任石井兵工厂顾问，贝士查斯特洛夫任炮兵顾问，卡拉卓夫鄂利金任黄埔军校顾问，工程兵顾问为雅阔夫列夫。军委会政治部顾问4人，即斯乃德、马麦耶夫、铁罗尼等，政治部高级顾问为基珊加等。1926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基珊加、罗加觉夫、察洛班洛夫等被遣送归国。苏联派在冯玉祥国民军方面（1925年至1927年）总顾问团团长为喀尔缅科，参谋长为西尔哥耶夫。各军顾问为马厉洛与西林等。方振武军顾问为安特尔斯，弓富魁军顾问为洛加等。当时各军政治顾问是建立在苏联军火物资基础上的，各军军长初期欲获得武器援助起见，对苏联顾问奉若神明，言听计从，但是后来随军火供应减少，顾问地位亦渐渐下降，最后遂沦为无足轻重的闲散职务。又各军事顾问既居客卿地位，大都无实权，只与上层联络，不问军队内部事务，对于军事毫无影响。
　　布留陔尔：俄国军事顾问中以布留陔尔为最重要，布留陔尔Bluchel（本罗马大将名）到中国后改名加伦。布留陔尔1924年来中国（1925年9月从广东回北京一次）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军事顾问。布留陔尔地位与鲍罗廷相埒，国民革命军事学校及国民革命军各军军事顾问数十人均受布留陔尔节制。布为南俄农民，出身行伍，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少入陆军大学，好学不倦，在苏联国民革命战争时代屡立战功，任军长职，作战经验极丰富，曾出任远东共和国军区司令。布在各军事顾问中年纪较轻，来中国时不过卅余岁，刚毅木讷，沉默寡言。每出席会议静聆各人意见后，然后发言，发言简明扼要，辩解确切，有当于事理，故聆其片言，可以决断大事。布留陔尔在广东时参与东征、南征、北伐诸役，随军出发，不辞辛劳。每遇重大战役，必殚思竭虑，深谋远计，以定计划。作战时复亲临战场，屡战屡捷。布在广东时曾亲率第三军南讨邓本殷，将邓本殷全军歼灭。北伐时随军作战。布留陔尔为人谦虚，虽屡著功勋，然不矜不伐，自视歃然，恒若不足。到武汉后出席中央会议，当时局势渐告紧张，布留陔尔尝说省委、中央负责人应懂得军事领导工作，工会、农会会员应轮流参加军事训练，才能应付敌人军事袭击，保卫革命利益。布留陔尔又尝向省委训练班讲演军事问题，他对世界大战史了如指掌，说帝俄军队在谭伦堡之役失败，主要决定因素为兵团运输太缓，反之德国陆军运动十分灵敏。德国在战前建有若干国防性铁路，此诸铁路完全没有商业性收益可言，而国内横断铁路七线亦全部改成双轨，其最重要者则改为三轨或四轨，在毗邻法国边境建有双轨十三线，比国及卢森堡边境有双轨五线，单轨三线，各军事要区之车站更设置有待避线及军用月台等。
　　反之，帝俄在德国边境仅有双轨二线、单轨三线，所以兵员虽多，反为少数德军所战败。布留陔尔在武汉政府瓦解后，最后离开武汉，于1927年10月6日由上海乘轮经日本返俄国，布归国后在党内斗争中被处分落职。
　　鲍罗廷：Michel Borodin为国民政府高级政治顾问，鲍为国际代表中杰出人物，俄国人，少游学英国、德国，英德文均能写作。鲍来中国时年50左右，才气纵横，风怀超迈。鲍夫人40余，亦通晓英、德、法文，同来武汉工作。鲍身体魁硕，貌类蒙古人，好骑马，有辩才，析理明道，杂以诙谐，四座翕然。鲍作风开朗，不植私党，常对翻译工作者告诫说：“政党是革命的武器，应该常把磨刀砺石怀在身边，才能保持锋锐，对付敌人。但同志间应化除私见，才能勇于革命，怯于私斗。”鲍罗廷于6月1日被解除高等顾问职，随后赴江西庐山休养。7月15日以后，武汉国民党左派核心完全消失，苏联及国际代表于7月27日全部离开武汉归国。仅留长沙、汉口、上海等处领事及商业代表等在中国，农民国际代表最后撤离汉口。鲍回国后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报编辑，后因间谍罪与斯特朗同入狱。
　　鲍夫人陷狱：鲍罗廷夫人在武汉时尝以国际妇女代表名义参加湖北省委妇联会工作，又常偕妇联干部谢西怀到武昌、汉口各纱厂向女工作讲演，由谢担任翻译（谢原系上海晏摩氏女英语班学生），1927年3月1日，鲍夫人因事返国，所乘为苏联轮船米亚列宁号。轮船达浦口时为张宗昌军队所扣留，鲍夫人被送北京拘留，在监历时4个多月，直到7月12日，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任隽运用大赦令，始释放回国。
　　苏联领事馆撤退：1927年8月间，长沙领事馆被封闭，7月16日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封闭俄国远东银行。7月26日，南京国民党宣布取消莫斯科中山大学名义。12月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对苏联撤销承认其领事，停止苏联国营事业，驱逐俄侨，逮捕俄籍共产党员。23日上海苏联领事下旗回国。29日广州苏领事经香港回国。12月15日，南京蒋介石政府正式宣布与苏联断绝国交（延续至1932年2月止）。苏联援助国民党工作至是宣告结束。上距1923年两党合作前后经历4年。

　　中共全党组织新部署：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强斗争实力
　　溯自中共建党以来（1921年至1927年上期），由于政治路线方向正确与决策合宜，同时党内组织采取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艰苦卓绝，努力向前，摧毁强敌，因此7年之间，结集了强大的革命动势与动量，造成1927年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期间，中共党组织扩大党员与团员达50万人，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实力超过400万人，革命武装近5万人。与此同时，政治威信提高，革命各条战线，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大革命高潮时期显著的成就，便是第一次与第二次北伐完成后，扫荡北洋军阀的专制恶毒。武汉革命政府拥有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和亿万人口（两广、湘、鄂、赣等省区）与资源，当时在中共支持下收回汉浔租界，削弱封建势力，给予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武汉政府时代，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由此更进一步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统一全国指日可期，完成民主社会革命任务，并进而开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康庄大道，前途是充满无限希望的。但是遗憾的是：不幸在关键时期，由于党经验缺乏，人谋不臧，决策失当，致使大革命事业功败垂成，这样酿成历史上的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代。这种历史转变的关键应以1927年6月为分界线，由此可证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何等重大。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直接领导武汉革命者为中共武汉中央局（中共中央武汉办事处），具体从事武汉实际革命工作的为中共湖北省委。
　　从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时起至1927年7月止，前后11个月时间，中共中央局及其所直属湖北省委、江西省委与湖南省委等，在长江流域从事建党、建军、建立工农革命组织，推动革命进展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党同志壮志凌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卓著成效。其中最显著的历史伟绩如：奠定武汉政府基础，铲除贪污，建设廉洁政治；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发展工农群众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部队；顺利完成中共五大会决议；临危不乱多次击退夏斗寅、杨森、刘佐龙等武装叛乱。凡此诸端都是在武汉中共中央时期完成的。上述革命业绩声光广被，影响深远，均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按：中共四届中央正式自上海迁到武汉是1927年4月中事，同时中共中央书记随中央迁移同来到武汉至7月离开汉口时止，中央书记前后驻武汉时间为3个月。）
　　武汉革命危机表面化始于郑州会议（1927年5月），自尔以后，中共中央即开始计议有关应变诸项问题，其经过前面已扼要叙述过，此处所说只是属于中共党内组织新部署事务。在7月15日以前几个星期，中共中央及省委鉴于当前环境下既不能另辟空间，别开局面，又不敢背城借一，冒险决战，盱衡局势，乃采取首先是重新调整工会斗争阵营，包括充实各省工作，加强工会、农会斗争实力，另方面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全党一切工作转入地下，作长期斗争，用工农组织力量，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专制政府。7月间中央连次会议讨论关于与国民党决裂后，党、工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对策，决定中央委员之一部分赴各省市调度充实地方党部，亲身参加指导工农群众运动。基于这个原则决定派到湖南工作者有文虎与润之，到江西工作者有陈潭秋、刘俊山，到北方有王荷波与韩麟符；到广东者有邓中夏、阮啸仙、澎湃、苏兆征等。派到上海者有项英、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等。此外又派周唯真到四川，柯庆施到安徽，王儒廷到云南，谭寿林到广西等省工作。中央决定上述措施以后，各省工作迅即稳定下来，在新基础上向前发展。又为了使一部分干部有提高理论学习机会，乃又派遣一部分党员到莫斯科学习。当时决定赴莫学习干部有：夏曦、罗章凤、汪奕、李梅羹、曾钟圣、熊受暄、何叔衡等30余人。
　　中共中央本身因武汉反共，乃决定迁往上海继续工作，仲甫令秘书处人员先行赴沪，筹备迁移各事，并亲自决定《向导》停刊（出刊至201期），在中央重迁上海途中耽搁的日子，中央对外暂停工作。
　　以上诸组织部署大都是经过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联席会议作出决定的。其总的精神是要求在敌方强大攻势来到的时候作好准备，坚决作战，这样才能作到败而不溃，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戮力向前。在往后若干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暗无天日的艰难岁月中，全党组织虽然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但是仍然保持革命朝气，在逆流中继续前进。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